现在的人们说到大跃进，一般首先想到的一句话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著名的话是发表1958年8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文章的主角是山东寿张（今阳谷寿张镇）。

这么夸张的话，怎么会出现在中共官方这么严肃的媒体上呢？针对这个时期的“浮夸风”、“共产风”等，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回忆中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有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主席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2页）。

当时，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在大跃进中还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句话出现在了《人民日报》上、1958年9月1日发表的“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一文中。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

1958年9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传递的也是负责宣传口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左倾”主张。

在这篇文章中，说“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在《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加上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说法，被直接删掉。

1958年11月6日北京海淀人民公社青龙桥工作站一连的吃饭场景

对大跃进中的“穷过渡”，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

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叁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

毛主席说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是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指示后，他们便提出”苦战叁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1958年10月，毛主席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做调查。以下是时任《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对当时那次调查的回忆。

以下内容来自【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人民领袖毛泽东>>回忆思念】、吴冷西文章“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主席几次谈话的回忆”。

出发调查前，毛主席给我们谈了话。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

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高级干部也各说各的。正因为认识不同，公社化过程中各地也各显神通。他要求我们出发前要看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了解；下去调查、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保持清醒头脑、做冷静的促进派。

1958年7月17日刘少奇视察寿张，寿张县委书记刘传友、台前村支书刘秀印等迎接

毛主席还特意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

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

修武县：全民所有制

修武县由原来的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一个大公社；“一县一社”。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调查中，我们接触到的干部和群众生产情绪很高，正巧碰上他们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

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也了解到，由于大办钢铁、地里庄稼没有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据财贸干部说，本该收籽棉900万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9万斤。

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贫农，有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1958年，北京玉渊潭人民公社国庆聚餐

七里营：供给制，“十六包”

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是新乡最富的公社。这里给我们的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实行了供给制。公社书记说他们实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了。

刘庄大队的支部书记史来贺同志，讲成绩也讲困难。他正在发愁的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劳力上山炼铁去了。

兴宁：男女老幼分开居住

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兴宁人民公社。新乡兴宁人民公社，实行军事化，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

我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作，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不是别人，就是刘少奇。

11月6日晚，我们随毛主席到了郑州、在专车上向他汇报。我们汇报说：修武县委书记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公社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

毛主席对供给制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田家英和我都认为这只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毛主席提出，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要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

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

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需要调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

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产品极大丰富，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汇报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叫大家冷静下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地方领导参加的会议，开始纠正了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

遗憾的是，主席作为位居二线的国家的领导人中的“少数者”，召集的郑州会议并没有能“力挽狂澜”；某些人依然我行我素，在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里，多地出现“饿死人”的情况。